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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目：浅谈释教是经由西域之路传到中原的吗？

千余年来，对于古代西域文化史的研究和考证，大多人都信赖，早年西域绝大部分地区为释教郁勃之地。释教发源于古代印度，与西域地缘相近，自然释教在流传历程中很快就到了西域，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的流传，然后才影响中原内地。在关于新疆历史的研究中，几十年来都被视为定论。然而，历史果真如此吗？

释教通过西域传入中原的说法，主要以传说为主。释教的起源和流传，早期往往也以故事为主，其中一个被看重的资料就是，最早受到释教影响的西域古国是于阗国。例如凭据玄奘《大唐西域记》和藏文史料关于于阗释教史的形貌：说大约在公元前80年以毗卢折那阿罗汉建立西域(也应是中国)第一座佛寺。由此推断，于阗很早就该接受释教。另一个是公元前2年，有大月氏国王的使者伊存，把“浮屠教”等口述经典传入中原汉地。随后，最早进入内地的译经僧侣泰半是月氏（月支）人。有：支娄迦谶、支曜、支谦、法护、支法度、昙摩难提、支道根等。

月氏是中国古代民族，曾经很壮大（比匈奴还强），匈奴最壮大的冒顿单于，在当王子的时刻，正是身为月氏的人质，可见那时月氏的实力。而且月氏是乌孙世仇，因此，匈奴一度就与乌孙团结起来打败月氏，导致月氏西迁，这大约是秦朝末年到西汉初年的事情。时隔百余年后，汉武帝为了排除匈奴威胁，派出张骞联通西域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西迁以后的月氏人，希望他们可以与汉朝团结破击匈奴。效果张骞费了十几年时间才找到月氏，而月氏居然不再记恨匈奴，不愿回归中土。因此，又有传说，正是张骞在出使途中经由西域，有了关于释教流传的说法，张骞回到中原才告了西域有释教的新闻。

这是现在，关于西域比中原早有释教的最主要的几种说法。那么事实真相若何？

今天新疆最早的释教遗迹不出龟兹石窟。今天的石窟该是以克孜尔为主，号称中国最早的石窟，确实很气势雄伟，艺术精湛。许多石窟画都是描绘释教故事的，其目的就是用来流传、扩大影响，但克孜尔石窟主要的开凿时间是在什么时刻？今天景区官方说法是在三国末年和两晋时期。固然，有学术界专家以为更早，但也不出东汉后期，不能能更早了。虽然，我们可以信赖，孕育泛起石窟寺该有一个历程，那么，事实上也该是与内地释教泛起相差无几。要以为那时西域比中原更早有释教痕迹，现在，新疆应该没有比克孜尔更有说服力的实物遗迹了。可是，在中原，从汉明帝刘庄梦见西天金人的听说，到接回《四十二章经》等文籍藏于洛阳白马寺，那是在东汉初年的事情。整个历程明了无疑，白马寺今天都存在，只管昔时白马寺不能能有厥后的规模，但同样，今天的克孜尔石窟，也不能能是东汉末年的容貌。

另外的实物遗迹包罗佉卢文资料。从精绝尼雅、若羌楼兰与吐鲁番地区的不少遗迹中有许多佉卢文资料是和释教文化有关。例如前面提到的于阗国释教的信息，在佉卢文资料有明确的纪录。由于佉卢文的泛起就是在印度阿育王时期，其主要作用就是流传释教，早期释教文籍大量使用佉卢文。但现在能见到可信的文字史料，也不出公元一世纪，而且是在今天的阿富汗境内。佉卢文在古代新疆郁勃的阶段也是2-3世纪，之后就逐步消亡了，一如精绝国的消逝。我们可以对照：文字史料流传和新疆有石窟寺泛起，在时间上实在是相匹配的，这应该才是西域释教真正流传开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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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关于西域的释教流传，另有一个相当主要的历史细节，险些被忽略，那就是《后汉书·西域传》中实在没有关于西域释教的任何纪录！在新疆历史上，有一个无法绕开的东汉时代的伟大人物——班超！《西域传》的原始资料应该主要来自班超班勇父子。班超于后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出使西域，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在西域都护任上告老回洛阳。而班勇自幼随父历久在西域生涯，后又于安帝延光二年（123年）至顺帝永建二年（127年）经略西域，父子二人对西域历史孝敬伟大，他们对西域的情形可以说相当熟悉，那么，一个异常简朴的原理：若是西域那时盛行释教，他们二人不会不记，《后汉书》中又怎会没有丝毫反映？？可见，公元127年以前，西域诸国应该都还没有信佛的迹象。

那么，中原最早接受释教的真相事实又是怎么回事？那就是新疆史学领域一直忽略，丝绸之路向来就是南北两条——陆路和海路。像季羡林这样对印度西域文化大有研究的学者，若是没记错，新疆一直自豪的号称是唯一四大文明交汇地的说法就来自于季羡林。可是，恰恰季羡林也倾向于释教是从南面，没有经由西域传入中原，不外他以为可能是从陆路，也可能是从海路。（见《浮屠与佛》，收入《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吴焯与季羡林的看法大体一致，以为释教传入西域的时间较内地为晚，即释教先入内地，然后传入西域。但他以为：“印度释教由海路传入中国，最早亦当在桓帝末世，此时中原地区已盛行释教，并有译经的胡僧，则海路迟于陆路，固不待言。”（《释教东传与中国释教艺术》浙江人民出版社）

事实上，中国与西方海上交流并不落后于陆上丝路。《后汉书·西域传》纪录：“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马可奥勒里乌斯，就是好莱坞大片《角斗士》中谁人老天子，著名的散文家和哲学家，161-180年在位）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通焉。”这是罗马帝国第一次与中国往来。但大量的海上交通在西汉年间已经最先，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前111年）设置南海、郁林、苍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七郡，隶属交州（包罗今广州、广西及越南北部），已经努力向南扩展势力。西汉时代，中印海道已开通，其门路在《汉书·地理志》中有详细纪录。

《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建武十七年（41年），汉光武帝子、明帝异母弟刘英被封为楚王，他“少时好游侠，交通来宾，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这时刻的楚王刘英已经信仰浮屠，而且斋戒了。明帝即位以后，永平八年下诏天下凡死罪者，缴纳缣赎罪。那时楚王英便派遣郎中令奉献黄缣、白绢（熟绢）三十匹，向明帝谢罪。明帝被楚王英的忠心所感动，以为楚王英的这种态度是基于释教信仰，便下诏给楚王英，将赎罪的缣赏给伊蒲塞（即居士）和桑门（即沙门）。其诏书：“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这一节纪录似乎才是释教传入中国最早而且可靠的史料。

明帝下达免罪诏书以后，标志释教最先合法化。永平十三年（70年），楚王英被指控贪图谋反，被左迁到丹阳郡泾县（今安徽泾县西北）。永平十四年（71年），楚王英在丹阳自杀。楚王英左迁到丹阳郡泾县或许有释教徒和僧侣随从，若是属实，楚王英的流放可以说揭开了释教传到长江以南的序幕。同时，以彭城（江苏徐州）为凭据地的释教还向南传至淮河流域，向北传至山东。至后汉末年，江淮一带释教大盛。灵帝中平六年（189年），黄巾起义发作，丹阳人笮融群集数百人投奔徐州牧陶谦，被任命为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运粮监视。笮融将行使其职权取得的钱财用于制作佛寺。《三国志·吴书·刘繇传》纪录：“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凭据以上种种，试问公元1世纪以来，彭城一带的释教从何而来？岂非是从大月氏经由西域陆路传来的？关于东汉初年的西域历史，我们应该知道，那时王莽末年和光武帝争天下的东汉初年，西域与中原交通是险些阻隔的（新疆官方史学界，向来有东汉西域“三通三绝”的说法，光武帝为第一次），显然只能是沿南方丝路——海路较为可信。

与此相反，中原早期释教文物近年来陆续发现不少，如河北石家庄北宋村二号汉墓出土的两尊铜像。这两尊佛像是中国发现的最古的佛像，今后墓的年月推测，制作于后汉至曹魏时代。另外，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石像。石像中有的被以为是佛像，即头上有高肉髻，右手呈施无畏印的形状，两手放在胸前的结跏趺坐，全身有凹形的身光等。据推定其年月为后汉末年，是中国释教史上最早的佛像镌刻。

另有，南方海路传入释教，可以同交趾等地释教兴起相印证。汉末浊世，中原人士往交趾逃亡的不少，投奔交趾太守士燮（137-226年）。其统治时期颇有政绩，人民安居。士燮本人钻研儒学，注释《春秋》，但不排挤释教，曾与印度僧达摩耆域及丘陀罗同出嬉戏。因此，这时释教在这里已经有一定的民风。不外，要明确说出交趾何时有释教并不容易，只能是一种推断。交趾与扶南（柬埔寨）邻近，扶南与印度毗邻，因而，扶南为流传释教的中转站，这一点，与西域龟兹、于阗没什么区别。三国时代，来到中原的高僧康僧会，为西域康居人，他的父亲就是脱离田园到交趾做生意的，然后康僧会经海路到了东吴首都建业。